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既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也是一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悄然来到中国”，^[2]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揭示其传播的特点，有助于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就其传播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一个是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的阶段；另一个是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的阶段。

第一，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1945年党的七大，这一阶段主要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这一阶段，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五四运动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两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较大的差异。五四运动前，虽然梁启超、朱执信、胡汉民、刘师培等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传播过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只是零星地传播，而且主要是以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篇章、个别论述为主。并且由于他们各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立场不同，他们并没有真正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以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相继撰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系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巴黎和会特别是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丑陋表演的厌恶，马克思主义逐渐被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作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这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传播范围、传播规模、传播影响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拥有一批有志向、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杨匏安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思考中国出路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各自思想的转向，大多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中国先进分子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共同的事业”，成为全国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骨干。二是成立和创办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团体和进步刊物。进步团体和进步刊物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和手段。在进步团体上，主要有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3月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倡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天津成立的觉悟社，等等。这些进步团体通过搜集和译介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展社团活动、创办书社、建立社团图书馆等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进步刊物上，中国先进分子创办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据统计，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出现了400余种报纸杂志，而在一定程度上宣传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就有200多种，著名的有《星期评论》《新青年》《每周评论》《觉悟》《湘江评论》《新江西》等。三是建立出版机构和书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组织。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第二家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该书店“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遍布长沙、南昌、广州、太原、青岛、重庆、宁波、香港、海参崴和巴黎等地。共产党人通过这些网络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传送到读者手中”。^[3]在上海书店被当局查封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又成立了华兴书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华兴书局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私营书店、书摊等途径发行和销售，为广大读者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启智书局、明日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也积极出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有一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们通过创办进步刊物、出版机构和书店，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

第二，从1945年党的七大至今，这一阶段主要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理论学说，而是要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而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接续形成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内容就发生了转向，即由原先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转向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它们形成之日起，就面临一个“如何传播”的问题。其中，编辑出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刘少奇就明确指出，要动员全党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相继被编辑出版。如1942年，邓拓负责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944年又出版了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等，^[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以及《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陈云文选》等相继出版，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接续形成后，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相继被出版，如《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江泽民文选》《江泽民思想年编》《胡锦涛文选》等。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得到大力出版，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讲话单行本、有关重要论述专题摘编等，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局限于国内范围，我们党还特别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传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非常重视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先后被译成30多种外文语种。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江泽民、胡锦涛的著作和文章也陆续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外文版本向世界传播。^[3]特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更是在国际上“圈粉”无数，成为全球畅销书籍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党的七大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但这并不是说就不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学习活动、翻译出版经典著作等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上从没有中断和停止过。

在中国，较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孙中山。他早在流亡伦敦的时候就经常去大英图书馆广泛阅读和接触各种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报。“当时他还曾提倡和鼓励留学生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7]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翻译、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第一时间在《新青年》发表多篇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著。1920年，经由李大钊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会的宗旨是致力于翻译、研习以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个翻译组”，^[8]组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震撼世界的十日》《资本论》（第1卷）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翻译、传播与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五四运动前，“译者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内容、方式都具有选择性，主要是片译、摘译和段译”，^[9]这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当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后，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其传播与翻译也呈现出“递进性翻译与选择性传播、多路径传播与多梯次传播、主观性解读与‘中国式’解读”等特点。^[10]从1920年到1945年，《共产党宣言》先后形成了由5个译本构成的文本群，它们分别是陈望道1920年依据日文翻译的译本、华岗1930年依据英文翻译的译本、成仿吾和徐冰1938年依据德文翻译的译本、博古1943年依据俄文翻译的译本以及陈瘦石1945年依据英文翻译的译本。^[9]可以说，《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和传播影响了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促使他们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毛泽东所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翻译与研究工作。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学院除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之外，其中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专门负责翻译和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好学”、“善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为了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翻译与研究，毛泽东指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就要进这个无期大学”。^[13]他号召大家要发扬“攻读”精神，“挤”时间学习，“钻”进去研究。党中央不仅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学习《资本论》小组，还专门制订学习计划、学习制度。不仅如此，中央还“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14]很快就在全党上下掀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中央仍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与研究工作。如毛泽东就曾严格要求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12本“干部必读书”。仅在一年的时间内，这套干部必读书就由解放社出版，印发数高达300万册。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不仅党员干部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而且也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群体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于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不仅率先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课程，而且还集中编写了相配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材。此外，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方面，1949年党中央专门组织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专门负责翻译苏联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1953年，中央俄文编译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组建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简称“中央编译局”），2018年又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职责整合，组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历经数十载，在中央编译局几代翻译工作者的艰辛努力下，共计一百多卷几千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编译出版，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与研究也迎来了春天。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建立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自1977年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以来，全国各省市先后建立了40多个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探索以及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3]二是出版大量的专题文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合作社》《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等一系列专题文集。与此同时，中央编译局还先后组织编译出版了17卷《列宁文稿》和6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等。可以说，这些经典著作和专题文集的出版，对学习、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工程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进行重新审核与修订，如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其次是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学术著作和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再次是在全国高校中进一步规范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同时，全国高校涌现出许多由学生自发组织的致力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团。

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出边学习边传播、边翻译边传播、边研究边传播的同频共振的良好态势。为了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必须坚持学习、翻译与研究的同频共振，任何一方面做得不好，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失误或者偏差。

马克思主义从来到中国第一天起，就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而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于是，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来应用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被学习、翻译、传播与研究时就已然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即一边传播一边中国化，两者是双向互动的，即在传播中实现中国化，在中国化中进一步广泛传播。^[16]

第一，传播中的中国化。从文化传播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传播，必须与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带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即能满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需要，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国化。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国化。这一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了。如李大钊就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17]在陈独秀看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的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18]恽代英指出：“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19]这些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成为当时许多先进分子的共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和神圣化，简单地照搬和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本本”来裁剪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灾难，造成重大损失。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我们党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对此，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明确提出要“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这些论述都是有针对性的，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传播和运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是在这个正确思想的引领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国化。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日益完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及列宁关于革命阶段的划分和民族殖民地学说、新经济政策等，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极大关注。这使他们意识到“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需要资本主义的适度发展”。^[21]基于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首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而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22]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既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如何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三大改造”为着眼点，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建设？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先例可循。因此，当时选择学习甚至照搬了苏联模式。经过对苏联模式的学习和效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这不得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我们党提出了以苏为鉴，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和社会主义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23]这些思想主张，显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的中国化。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国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24]邓小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老祖宗”，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老祖宗”的普遍方法、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基本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的中国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置于当代中国实际的坐标轴中进行思考，从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新世纪的国情，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最终形成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根本方向、根本立场、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党的建设等问题，推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中国化中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也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有形式，内在包含了理论层面的传播、实践层面的传播以及政策和策略层面的传播。

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传播。所谓理论层面的传播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25]比如，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主要有新民主主义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主要有党的基本路线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主要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等。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中，主要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主要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理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的传播主要就是传播这些方面的理论。

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层面的传播。所谓实践层面的传播就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6]并“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结晶，当它用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的时候，总要通过一定的具体实践活动来体现，由此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的传播。其中，实践层面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与三次“左”倾错误的论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土地制度改革和“三大改造”的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等。实践层面的邓小平理论的传播，主要集中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两个凡是”的论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改革开放的展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实行“一国两制”构想等。实践层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实践层面的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改善民生和保障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践等。实践层面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

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策和策略层面的传播。所谓政策和策略层面的传播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的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方针的传播。毛泽东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传播主要体现在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和策略等。邓小平理论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一手抓物质文明和一手抓精神文明的政策和策略、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和策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政策和策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和策略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传播主要体现在科教兴国的政策和策略、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政策和策略等。科学发展观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传播主要体现在人才强国的政策和策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政策和策略、统筹兼顾的政策和策略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政策和策略上的传播主要体现在坚持实事求是、提高科学思维能力、重视调查研究、保持战略定力、发扬钉钉子精神等政策和策略。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三个特点中，从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转向以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的历史走向问题；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同频共振，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向互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目标问题。它们共同型构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