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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作家及翻译家，其翻译的题材涉及20多个国家近60位作家的作品，有着卓越的翻译成就。茅盾的文学事业就是从其翻译活动中开始的，在20世纪初，茅盾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翻译了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体裁也相当广泛，有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多个内容，特别是在国外的小说作品翻译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间，茅盾一共翻译了近40多部作品及各类译品200多篇，其数量之巨，范围之广，在当时的翻译界属于前列。茅盾一生曾撰写翻译论文20多篇，探讨了当时文学翻译理论中存在的众多问题，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
　童年时期的茅盾就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其九岁时，一次，茅盾去他舅舅家度夏，由于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中不乏有许多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小说《野叟曝言》，并只花费了三天多点的时间就读完了，但这是一部清代的约100万字的通俗小说，曾被称作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了此事，很是吃惊。可见，茅盾自小就有文学方面的天赋。1911年秋，茅盾参加了隆重的童年会考，考试的作文题目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完了一篇400多字的议论文，并在文章的最后一句写上“大丈夫应以天下为己任”，得到了主考官的大加表扬。茅盾顺利考入了著名的嘉兴中学堂，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茅盾便积极宣传与热情迎接这次革命，并以身作则，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在学校里，茅盾发动了一场抨击当时学校不得众望的一位领导的活动，并因此而被除名。此后，茅盾便转入杭州的安定中学学习。茅盾认为，在中学固然有些师长对他进行积极的指导，但是整个学习气氛是沉闷而无味的，他说：“不能读秦汉以下的书籍，诗歌要学建安七子，而文章写作上都是要以骈文为范本。”这些曾经给予茅盾以文学方面的修养，但是在他看来更多的却是灰色与平凡。使得他将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在古典小说的研究上，并对其以后的文学翻译事业有着积极的影响。1916年7月，茅盾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由于家庭的窘迫，他只身来到上海并在商务印书馆从事文学编译的相关工作。在此期间，茅
　盾与孙毓修先生共同翻译了《衣食住》，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不久茅盾又翻译了《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与沈泽民共同翻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等作品，这些都是茅盾先生翻译的起步作品，严格来讲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翻译。茅盾看不惯当时的译风及翻译作品的粗糙，并以自己翻译的《两月中之建筑谭》开篇的骈文自嘲道：“这些翻译滥调是自己带着开玩笑的意味写的。”
　在翻译活动中，茅盾对译品的选择方面非常谨慎且带有一定的目的性。甲午中日战争后，带有着政治意味的小说及西方哲理著作开始盛行，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对旧中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各方面的侵略与影响，中国改良主义的文学翻译风格开始衰微，代之而来的是有关言情及侦探小说的翻译作品。茅盾先生认识到了该类别的翻译作品的恶劣影响，提出了：“为了有效应对与抗争这股邪风、恶流，我们必须承认苏曼殊、林纾等人的国外文学翻译成就。”这个时期，茅盾对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有了极大的兴趣，并继承了鲁迅先生的翻译风格，将国外优秀作品的翻译作为向全国人民灌输新思想、新知识的重要工具及反封建文化的重要途径。当时，茅盾在翻译风格上采用了文言文的形式，虽然其文言表达非常优美，但是在翻译上却过于随意，如其创作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作品，茅盾只是借用了其中部分辞藻进行翻译。造成这方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茅盾后来回忆道：“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发现能让我真正喜爱并兼具艺术性及思想性的作品，所以只能效仿林译的翻译技巧。”
　二、五四运动后的翻译活动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翻译历史在鲁迅、茅盾等一大批翻译家的推动下转变了方向，特别是在现代文学翻译领域里，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翻译道路，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翻译，强调欧洲革命主义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性。这时期国外作品的翻译风格上强调文学性与艺术性的重要性。茅盾作为一名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翻译家，也正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对国外文学作品翻译上有着巨大的转变，走上了进步文学翻译的道路。1919年初，茅盾翻译了俄国著名作家契柯夫的小说《在家里》，这是其第一个采用白话的翻译方式翻译的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标志着其文学翻译内容及风格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后，茅盾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共翻译了60余部作品，达到了其翻译活动的高潮。这些作品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如高尔基、谢德林、托尔斯泰、莫泊桑、梅德林克、萧伯纳等系列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同时还有很多的社会评论及科学读物等。这一时期茅盾翻译作品的主题主要包括个性解放、妇女地位、婚姻问题等社会问题，同时还有系列批判社会黑暗现实及人们水深火热般生活的外国文学作品。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引发了系列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茅盾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者。茅盾先生开始着手翻译马列主义的相关著作、共产主义作品及相关文件。例如，在1930年，茅盾先生准备与著名翻译家刘导生先生共同翻译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然而因其他变故而不得不放弃翻译。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茅盾先生翻译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同志的《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及《美国共产党党纲》等无产阶级革命著作，并刊登在《新青年》、《共产党》等革命杂志上。同时，茅盾先生还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文学社团的创始人及领导者，他当时接管了《小说月报》，并成为了中国进步文学翻译事业中的一块重要的传播阵地。在文学研究会里，茅盾提出了为人生而创作的思想，同时针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现状，提出了文学翻译应该多关心时事与政治，鼓励抗争并同情弱者，这也是其重要的文学翻译方向。在这一时期，茅盾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弱小民族作家创作作品的翻译上，其翻译了数百篇芬兰、智利、犹太、捷克等国家的短篇小说及诗歌。同时，还有他的近20种茅盾的翻译活动探析上旬的翻译著作，其代表作《雪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20世纪30年代，茅盾鉴于国民党的文化迫害，开始协助鲁迅先生创办了著名刊物《译文》，还发表了30多篇文学翻译作品，其体裁主要包括散文、诗歌及小说等。同时，茅盾先生还出版了译文集《桃园》在内的两种文学方面的翻译著作，最终形成了其文学翻译活动的第二个顶峰。
　茅盾先生作为一位翻译理论家及实践者，在其翻译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茅盾先生翻译活动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他翻译最多的作品是关于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重点是那些反映人民疾苦及追求民族抗争、解放，其代表作主要有犹太作家裴来兹的《禁食节》及南斯拉夫作家桑托·约而斯的《娜耶》等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同时还有土耳其作家哈立德的《桃园》等反映统治阶级残暴与荒淫无度。另外，还有许多反映弱小国家民族风情及帝国主义战争罪恶的作品，《一个英雄的死》就是该方面风格的代表作，其创作者为匈牙利作家拉兹谷。在这一时期，茅盾先生还翻译了数量众多的革命民主主义及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大仇人》等。在创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的同时，茅盾先生的翻译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茅盾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开拓者，将自己的大半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其所热爱的文学翻译事业，为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参考文献
　[1]张宇翔.茅盾的翻译理论和实践[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99（4）．
　[2]任晓晋.矛盾的翻译活动初探[J].外语研究，1988（4）.[3]廖宏.文学大师茅盾的翻译事业与成就[J].兰台世界，2011（10）.
　[4]孙中田.茅盾研究资料（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5）．
　★作者单位：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实际上是三条主要线路组成的一个交通网络[1]40，包括其前期的滇缅公路、中后期的“驼峰航线”及后期的中印公路，被誉为“抗战生命线”，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往国外的战略通道。“24道拐”既是史迪威公路上一重要战略节点，也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被誉为“亚洲战争图腾”。史迪威公路“24道拐”战略内涵之一就是体现了抗战时期，中美两国出于共同的战争目标和战略利益，对华军事援助是该阶段相较之政治、经济来说更为直接的突出表现。尽管这种援助由于两国的分歧和争吵而时断时续，但它有效地把中美两国维系在了一起，对战区形势和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美对华军事援助一直是两国利益最大的汇合点，也是构建和推动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动力。史迪威公路“24道拐”正是战时美国军事援华的一个时代缩影、历史坐标和标志性纽带。
　一、史迪威公路与“24道拐”
　史迪威公路是抗战时期由史迪威将军主持修建而得名，是当时境外连接中国的唯一陆上国际通道，它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经缅北的密支那，经云南昆明、贵州晴隆“24道拐”直至战时“陪都”重庆[2]2的一条国际战略大动脉，被誉为“远东抗战生命线”。
　“24道拐”是一段24道弯的公路，古称
　鸦关，海拔1799米，位于贵州晴隆县城南一公里处，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的陡坡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是一段曾被大山封存起来的路段，是连接滇黔公路和沙八公路的重要节点，战略位置极为凸显。二战时期为史迪威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援华抗战物资一是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抵大后方昆明；一是通过中印公路运抵昆明，在昆明大量集结后再通过汽车运输到重庆以及鄂、湘、桂等其他抗战前线，当时贵州晴隆“24道拐”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抗战军需运输生命线的重要关节。作为史迪威公路一部分的“24道拐”，是连通印度经缅甸至重庆的唯一通道的重要地段，大部分战时军需物资经由这里转接至抗战大后方；开赴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24道拐”与盘江桥亦为必经路段，其抗战功绩不可磨灭。作为“抗战活化石”的“24道拐”已成为抗战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事援华的友谊象征和历史写照。
　二、抗战期间美国军事援华政策的演进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本乘英美无暇东顾之际，开始向南洋扩张，确立了日本的南进政策。美国会很快修改了《中立法案》，准许中国从美国购买武器。美国军事援华政策渐趋积极。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从美国获取三笔贷款。这表明，“……美国东亚外交政策中援华制日的因素不断增强”[3]258。1940年，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中国作为美国潜在盟友的特殊价值也凸显出来。11月，在美国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美国政府首次正式通过了对中国军事援助的决定。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公开宣布将通过租借的方法，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至此，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完成了“从旁观到介入”的华丽转身。1941年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的军事援华又由“介入”向“合作”的方向发展，其标志性成果表现为美国志愿航空队加入中国空军和马格鲁德军事使团进驻重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军事援华步伐又从“合作”向“结盟”的方向转化，而珍珠港事件则是“华盛顿和重庆联盟的一种促进因素而已”[4]8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立即作出重要决定：设立中国战区，推举蒋委员长为该战区最高指挥官，派史迪威将军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监督并管制一切美国对华军援事宜以及改善、维持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1942年中美盟约的正式签订，使两国关系从此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美国军事援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滇缅战场的失利，直接导致中国唯一一条“抗战援华生命线”———滇缅公路被日军所阻断。滇缅公路的阻断并没有削弱美国军事援华的信心，美军迅速开辟了从印东北部阿萨姆飞越喜马拉雅山至中国昆明的“驼峰航线”。1943年春，驻印盟军部队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于印度利多誓师，开始了反攻缅甸的“安纳吉从史迪威公路“24道拐”看美国军事援华物资运输